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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法律制度层面将权利还赋于民的应然要求，了解农民对当前农地改革存在问题的认识至关重要。

因为农民尽管将承包地转让了，但其集体成员资格仍然留存，应享有重新分得承包地的权利。《物权法》133条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荒地等农村土地，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转。

相较于农民集体，赋予集体经济组织以集体所有权主体的民事主体地位，有利于明晰权利主体的内涵和外延。其次，在民法典物权编起草和《土地管理法》修订过程中，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合法性设置法律制度基础。推进三块地改革的法治建设，借改革良机夯实其制度运行的基础。在当今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农村社会，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政策使很多农民陷入无地、失地困境，由此导致的各类纠纷不在少数。集体经济组织依据法律规定、结合社会实践对集体土地进行管理，如在承包期内对集体土地进行微调、合理收回承包地、调整宅基地的利用。

《物权法》对何为成员权缺乏明确规定，对成员资格的得失变更标准亦未置明文。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土地征收已势不可挡地将其触角伸至集体土地上。当下《人格权编》草案第47条和48条存在较大问题，应予以修改完善。

所以统一的数据保护机构的设立势在必行。信息来源和时间的考量。在任甲玉诉百度案中，任甲玉不仅请求百度公司断开或删除相关链接，还要求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统一的数据保护机构应该设立，并采取四位一体的监管模式才能保证被遗忘权的落地执行。

GDPR不仅规定欧盟境内用户有权利拒绝互联网公司收集用户数据的请求，而且规定了欧盟用户对其个人数据的删除权及被遗忘权。澳大利亚的被删除权(Right to be deleted)[24]与被遗忘权的理念极为相似，即虽然数据的收集利用是合法的，但数据主体可以要求删除或不能识别，只是该数据限于数据主体自己上传的。

2012年欧盟制订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草案(简称GDPR草案)[2]。(三)被遗忘权与经济进步：权利保护与网络产业发展的矛盾 大数据时代，网络产业发展迅猛，个人信息数据在网络中受到侵犯的危险程度提高，被遗忘权受到侵犯的可能性也更高。只是履行第17条的义务主体不再局限于谷歌案中的搜索引擎，而是扩大到了信息处理者和信息控制者。该法案赋予加州境内的未成年人有权要求社交网站擦除自己曾经的上网痕迹和自己发布的信息[23]。

较低的移除成功率意味着，网络用户有滥用这项权利的嫌疑，这无疑增加了搜索引擎等网络服务商运营成本。2014年欧洲议会议员领导的GDPR草案修订组，又对其进一步修订，最直接的修改将第17条的名称变成了Right to erasure，仅命名为删除权，去掉了被遗忘权，删除个人数据的情形还是四种，只是更加明晰化和更具落地性。(八)为维护公序良俗而实施的必要行为。删除权条款分成两款规定，第一款是规定信息权利主体的知情权，第二款规定可以行使删除的情形和信息持有人如不及时删除应承担民事责任。

尽管宪法和法律表面上将言论、表述、新闻、出版自由平等赋予了社会全体成员，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它更有利于或者服务于一部分社会成员。所以十几年前因欠社保而被强制拍卖房屋的网络信息失真的可能性很大，无法客观真实反映冈萨雷斯当前状况，该数据到了应被遗忘的时刻。

上文谈到被遗忘权保护，有与表达权言论自由此消彼长的一面，但我们不应只看到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第四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然人有权要求信息持有人及时采取断开链接、删除、限制、隐藏等必要措施： (一)根据收集或者使用的特定目的，信息持有人持有信息已经没有必要。

最后，被遗忘权的确立合乎个人信息保护的世界法律实践潮流。国家高度重视诚信社会建设，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健全信用监管，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正如高富平教授在其著作《个人数据保护和利用国际规则：源流与趋势》中阐述，不论是2012年修订版的《108公约》，还是OECD《指南》和GDPR，原则上，不侵犯个人隐私权的个人数据处理均是合法的。统计表明，目前我国已经有包括《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网络安全法》《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等100多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规定。数据在这个动态过程中会随着时间的持续，生命不断变化。《公司法》该规定的理念在于，法律选择遗忘这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不堪往事，赋予其再次轻装上阵叱咤职场的权利。

超过40万个移除请求和超过140万个被要求移除的URL中，符合条件并被移除的URL只占42.6%。数据主体依据个人数据控制权要求删除数据的情形增加至6种，但第5种情形个人数据根据数据控制人应遵守的欧盟或者其成员国的法律义务应当删除，其实是对2014年GDPR草案修订版第四种情形的完善，真正增加的是第6种情形即该个人数据基于第8条第1项规定的为社会服务所提供，经其监护人同意而处理儿童个人数据的。

还有当数据科学取得突破进展，数据与时间关系的研究能够得出可操作性规则时，对被遗忘权的规制又会生出什么新规则。中外法院的被遗忘权纠纷案件判决结果表明，两者对于该权利的态度截然不同。

渴望被遗忘的权益完全属于个人，相较对众人无关痛痒的言论保护来说，对不堪往事的提心吊胆对个人心理健康踏实生活影响更大。[6]参见满洪杰：《被遗忘权的解析与构建：作为网络时代信息价值纠偏机制的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2期。

判决指出，关于不充分、不相关(或不再相关)、过分的(超出其最初处理目的)的数据，数据主体享有请求网络服务运营商删除链接的权利。而言论自由重在保护信息处理者的言论自由，侧重说的权利。因为谷歌案的司法判决是欧洲法院作出的，应当具有先例拘束力，故GDPR的生效意味着对信息主体的保护更加宽范围和强有力了，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信息持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自然人有权要求其及时采取删除等必要措施：(一)存在非法收集、使用信息的行为。

[1]本文中数据没有特别说明与信息通用，数据主体也即信息主体。欧盟确立被遗忘权制度后，一些欧洲外国家也开始不断支持被遗忘权。

被遗忘权人希望被公众遗忘相关信息，公众则可能凭借言论自由对被遗忘权人的信息评头论足。被遗忘权的制度理念在我国公司董事、监事、高管聘用规定、网络侵权纠纷案件受害人救济规定、失信被执行人失信期限规定等法律法规中有所体现。

自《十二表法》以来，罗马法逐渐发展出以保护非物质性的精神利益为目的的侵辱之诉(actio iniuriarum)[18]，以保护人应当享有的社会尊重。在诉讼标的方面，冈萨雷斯诉谷歌案和任甲玉诉百度案，诉讼标的均指向被遗忘权法律关系。

(二)行政法保护路径 《民法分则人格权编》《个人信息保护法》固然需要出台，但立法是个较漫长的过程，反而用行政保护的手段可以见效更快，并且为立法积累经验。该条由9款16项构成，对数据主体享有的被遗忘权的定义、内容、实施和适用及例外规定等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但失信被执行人失信期限有限制，期间届满后，被执行人的相关失信信息应该被删除。而且他人似乎指除了数据主体之外的所有人，实际上删除数据的义务主体只是数据处理者和数据控制者，这极易引起误解。

但失信被执行人失信期间是有期限的，在期限届满后，被执行人的相关个人信息应该被删除因此，信息主体要求移除其不欲继续公开之信息以实现不说的权利，是否抵触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恐怕尚有疑义。

[18]See Reinhard Zimmermann. The Law of Obligations: Roman Foundations of the Civilian Tradi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050. [19]参见高富平：《个人数据保护和利用国际规则：源流与趋势》，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笔者认为比例原则起源并适用于公法领域，在私法领域的适用及展开需要研究。

保护路径 在大数据和AI时代，互联网产业迅猛发展，先进的网络技术使得数据[1]的收集和处理变得异常容易，个人数据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被遗忘权所保护的权利对象是可能降低当事人社会评价的个人信息。